唐朝的主要粮食是粟和稻。粟的生长期比较短，所以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唐代，都是我国的主要粮食。李白写诗赞道：“虽有数斗玉，不如一盘粟”。水稻是我国南方主要粮食作物，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逐渐居于重要地位。
耕作制度和栽培方法的进步
唐朝，由于国家长期统一，社会比较安定，北方的农业经济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，精耕细作的农田越来越多。南方的农业种植技术更有显著进步。首先是高产作物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，并广泛采取育秧移植的栽培方法。杜甫诗形容说：“东屯（屯子、村庄）大江北，百顷平若按（案的异体字，狭长的桌子）；六月青稻多，千畦碧泉乱；插秧适（刚才）云（作语助，无义）已（完毕），引溜（水流）加灌溉。” 当时江淮地区，已经是大面积移植秧苗。其次是大量栽培早稻，即六七月可收割的一种早稻。育秧移植和早稻栽种，为在同一土地上复种麦子或其他作物创造了条件，使两年三熟的耕作制逐渐在南方推广，有的地方可一年两熟。
江南土地肥沃，气候温暖，雨水充足，无霜期比较长，加上人多劳动力充足，宋朝时人们对土地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，大力发展稻麦轮作的二熟制。“吴地沃而物伙，稼则刈麦种禾，一岁再熟。”这种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在唐代已经出现了。
茶业生产的兴盛
我国是茶的故乡，是世界上种茶、制茶、饮茶最早的国家。茶最初被当作一种药材，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，人们认识到茶不仅可以治病，而且味道清香，可以清热解渴，是一种很好的饮料。西汉时完成了从药用到饮料的过渡，当时已有煮茶、卖茶的记载。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说：“苦茶久食益意思。”认识到茶对人体能起到兴奋大脑和心脏的作用。三国时江南一带已形成饮茶习惯，《三国志·韦曜传》说：吴国皇帝孙皓，每次宴会都强迫群臣喝酒，每人至少以七升为限。韦曜不会喝酒，孙皓密赐茶给他，允许以茶代酒。说明当时已有了饮茶的习惯。魏晋南北朝时茶被用来招待客人。东晋桓温招待宾客主要用茶果。
唐时南北统一，各地交往密切，饮茶风气从南方传入北方，中唐以后又从中土传往塞外，渐成为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之必需。黄河流域的关西、山东饮茶之盛到了“累日不食犹得，不得一日无茶”的地步。“上自宫省，下至邑里，茶为食物，无异米盐”。当时一些城市里，已经有了专门卖茶的茶馆。
由于茶的需要量大增，刺激了茶的生产和贸易，除野生茶树外，大量进行人工栽培。唐时茶叶产地遍及今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江西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河南、陕西等省。茶叶生产已是江南农业的重要部门。“江淮之人，什二三以茶为业。”祁门县境甚至“千里之内，业于茶者什七八”（《全唐文》张途《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》）。茶树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也有显著进步，茶树种植三年后，每亩鲜茶可收120斤。每到茶叶收获季节，茶产地盛况空前，四远商人纷纷赶来，大量采购。南方的茶叶，通过大运河和陆路大批运往北方，“舟车相继，所在山积，色额甚多。”当时名茶就有二十多种，如蒙顶、石花等。793年唐政府征收茶税，“十税其一”，是年征得茶赋40万缗，约当全年收入的1／15，可见茶叶在当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。唐代茶业承前启后，不仅在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迅速发展，而且影响及于世界。从唐代kai始我国的茶叶相继输往世界各国，至今各国语言中茶字语音，无不源出于我国的茶字，可见茶是我们祖先对人类饮料的一大贡献。
陆羽和《茶经》
陆羽，唐朝复州竟陵（今湖北天门）人，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茶叶专家。所著《茶经》一书，内容十分广泛，包括茶的起源、茶的性状和种类、茶的产地、采茶的器具、制茶的过程、煮茶的方法、饮茶的茶具、茶叶优劣的区分和水质品第的鉴定等，都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。这是我国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，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。它充分反映唐朝已具有丰富的茶叶知识，对后世研究茶史有相当影响。据《太平御览》记载，从宋代起，陆羽就被人称为“茶神”了。
唐朝的蚕桑生产
唐朝前期的蚕丝业中心仍在北方，李白形容河北清漳一带的纺织情况是：“缲（同缫）丝鸣机抒（zhu织布的梭子），百里声相闻。”当时黄河流域的蚕桑生产技术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，而江浙一带蚕丝业还比较落后。《国史补》记载一个故事：唐初有个叫薛兼训的人，任江东节度使。因为越州（今浙江北部）人不善缫织，薛兼训就从军队中召募了一批单身汉，发给他们很多钱，密令他们到北方选择善于缫织的妇女结婚，一年中娶得数百人，带回越州。从此越州缫织技术迅速提高，所产绫纱妙称江左。《国史补》作者李肇在唐大中年间任浙江台州刺史，距薛兼训在江东不到百年，这个故事不会毫无根据，至少说明唐初浙江缫织技术不及北方，后来就赶上了北方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，唐朝前期越州贡品中只有交梭白绫一种，唐朝后期就有异物文绫、单纱吴绫等数十种，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，江南蚕丝业得到巨大发展。
我国是大麻和芝麻的原产地，所以国际上把大麻叫做“汉麻”，把芒麻叫做“中国草”。我国最早采用的纺织材料主要是麻。苎麻织成的夏布洁白清爽，清凉离汗，受到人们的欢迎。唐朝的衣服主要以丝麻为材料。
唐朝的养马业
唐朝养马业也很发达，由于战争和日常生活中驾车代步以及生产的需要，马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。唐政府设太仆寺管理全国马政，在西北草原地带设置不少官营牧场，在牧场建立饲料基地。国家养马数量逐年增加，至高宗麟德年间，唐政府养马达706000匹，故马价极为便宜，一匹绢就可换一匹马。
养马主要是为了军事，因此强调马的强壮矫健。为了改良马种，汉唐都从西域输入大批优良马种，进行繁殖和杂交，改良内地马。改良的马，体质健壮，外形优美，这种杂交的技术成就和规模之大，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少有的。利用杂交方法创造新畜种如骡等，是我国古代家畜育种科学的重大成就。
唐朝女子骑马之风，上至妃嫔公主下至民间皆盛行。杜甫咏虢国夫人（杨贵妃三姐）诗说：“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上马入宫门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玄宗天宝十载正月“杨氏五宅（杨贵妃兄姊）夜游，与广平公主（玄宗女）从者争西市门，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，公王坠马……。
唐代女子骑马图（图画）
此画为唐代名画家张萱的作品，名为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，现存为宋人摹本。虢国夫人为杨贵妃的三姊，因贵妃得宠而受封。“游春图”反映了唐玄宗后期朝内上下荒yin无度的生活和杨氏一家势倾天下的情况。画面人数虽不多，却渲染出了豪华的气派。贵妇们骑马游春时悠闲而略带懒散的情绪和气氛，刻划得极为生动。在这里主要表现唐代女子骑马的形象。
曲辕犁（图画）
曲辕犁构造示意图
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它的一定的类型标志着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水平。农具的改进以及广泛采用，对唐朝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唐以前笨重的长直辕犁，回转困难，耕地费力。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出一种轻便的短曲辕犁。陕西三原贞观时期李寿墓壁画上的牛耕图，以及敦煌壁画晚唐时的牛耕图，犁辕都是弯曲的，说明许多地方广泛采用了曲辕犁。晚唐时的陆龟蒙《耒耜经》记载曲辕犁由11个部件构成，重大改进有三处：1．长直辕改成了短曲辕。旧式犁长一般为今9尺左右，前及牛肩，曲辕犁长合今6尺左右，只及牛后。犁架变小重量减轻，便于回转，操纵灵活，节省畜力。由旧式犁的二牛抬杠变为一牛牵引。2．增装了犁评，由于犁评厚度逐级下降，推进犁评，使犁箭向下，犁插入地深；拉退犁评，使犁箭向上，犁插入地浅，可适应深耕和浅耕的不同需要。3．改进了犁壁，唐时犁壁呈圆形，因此又称犁镜。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前进的阻力，而且能翻覆土块，以断绝草根的生长。这种犁出现后逐渐推广，成为最先进的耕具。耕犁至此基本定型，这是唐代劳动人民对耕犁的重
大改进。
筒车（图画）
各种水车广泛用于农田灌溉，是唐朝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杜甫在四川写的《春水》诗说：“连筒灌小园”，李实解释这句话说：“川中水车如纺车，以细竹为之，车骨之末，缚以竹筒，旋转时低则舀水，高则泻水”（《杜诗镜铨》《春水》诗注。），这是一种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。这种筒车是用竹或木制成一个大型立轮，由一个横轴架起，可以自由转动。轮的周围斜装上许多小竹筒或小木简，把这个转轮安置在溪流上，使它下面一部分浸入水中，受水流之冲击，自行旋转不已。轮周斜挂的小筒，当没入水中时满盛溪水，随轮旋转上升，由于筒口上斜，筒内水不流洒，当立轮旋转180°时，小筒已平躺在立轮的最高处，进而筒口呈下倾位置，盛水即由高处泄入淌水槽，流入岸上农田。这对解决岸高水低，水流湍急地区的灌溉有着重大意义。这种自转不息终夜有声的筒车，确实是人无灌溉之劳而田有常熟之利。一昼夜可灌田百亩以上（唐代缺乏具体记载，此据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）。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水车已传到日本，829年日本的“太政府符”专门谈及“应作水车事”，说：“传闻唐国之风，渠堰不便之处，多构水车。无水之地，以斯不失其利。此间之民，素无此备，动若焦损。宜下仰（切望）民间，作备件器，以为农业之资。其以手转、以足踏、服牛回等，备随便宜。”这一记载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绝好证明，
也生动说明水车使用已成“唐国之风”，其种类有手转、足踏、牛拉等。
水利事业的发达
唐朝水利工程相当发达，劳动人民不仅修复了一些旧的水利工程，而且新建了许多新的灌溉系统，水利兴修比过去多得多。仅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各地水利建设二百余项，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。唐初所分十道中仅陇右道水程失载。
这些水利工程755年以前修建的占总数70％，唐后期修建较少，占30％。多数为中小型工程，由地方政府征发民户修建而成。大的工程可灌田上万顷，小的可灌田数十顷。北方以开渠引灌为主，南方偏重于排水、蓄水，修建堤、堰、陂、塘。沿海则多修筑堤防，防捍海潮。这些水利工程合计灌溉面积极大，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丝织业
唐代丝织业非常发达，丝织技术精巧，丝织品品种花式繁多，争奇斗艳，琳琅满目，主要有绢、绫、锦、罗、纱、绮、絁等。
绫是以斜纹组织起花，光如镜面的丝织品。绢是用生丝织成的一种平纹织物，主要产于唐代北方。绢的显著特点是质轻，《太平广记》记载有一种轻绢，一匹长四丈，重量只有半两。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唐代绢幡，都是用一种几乎透明的薄绢制成的，挂在佛堂的过道上，不阻碍光线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说：“亳州轻纱，举之若无，裁以为衣，真若烟雾。”纱是一种表面布满纱眼的丝织物，亳州轻纱由于过于精薄，人手如无重量，做成衣服，真像身披轻雾。这种轻纱就是唐代贵妇“嫌罗不着爱轻容”的轻容纱，新疆吐鲁番发现的一件深红色轻容纱，菲薄精巧无比。锦是一种多彩织花的高级丝织物。益州、扬州的锦最负盛名。蜀锦绚丽多彩，精美绝伦。
唐朝丝织品的色彩极为丰富，有人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作了色谱分析：红有银红、水红、猩红、绛红、绛紫等五色；黄有鹅黄、菊黄、杏黄、金黄、土黄、茶褐等六色；青、蓝有蛋青、天青、翠蓝、宝蓝、赤青、藏青等六色；绿有胡绿、叶绿、果绿、墨绿、豆绿等五色，连同黑白二色，共达24色之多。
陶瓷业
唐朝陶瓷业达到很高的水平。从唐朝起瓷器制造才与陶器制造完全分离，形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，瓷器已代替金、银、漆器成为不可缺少的日用器皿。开始出现了制瓷名窑，邢窑及四川大邑的白瓷，胎质坚致，釉色洁白，杜甫咏白瓷说：“大邑烧瓷轻且坚，扣如哀玉（清脆的玉声）锦城传，君家白碗胜霜雪，急送茅斋也可怜。”越州的青瓷瓷土细腻，胎质精薄，瓷化程度高，釉色晶莹润泽，陆龟蒙诗：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”，说青瓷釉色晶莹如九秋露水，色泽如千峰滴翠。陆羽评青瓷白瓷说：“若邢瓷类银（言其白），则越瓷类玉（言其白而莹润）”，“若邢瓷类雪（言其洁白），则越瓷类冰（言其洁白而透明）”。是抓住了它们的特点的。唐三彩是一种铅釉陶器，它先以白色粘土作成陶胚，放在窑内素烧。陶胚烧成后再上釉进行釉烧，彩釉多是白、黄、绿、褐、蓝等色。经过化学分析彩釉主要是矽酸铅，用铅和石英配制而成，透明无色，制作时先在白地的陶胎上涂一层无色釉，然后再涂各种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，进行釉烧。工匠们可以配出浅黄、翠绿、天蓝等色彩。由于铅釉高温流动的性质，烧时往下流淌，呈现出从浓到淡的层次，融合绚丽。斑驳淋漓，成为闻名于世的唐三彩，表明工匠们对化学原料特性的认识、对火焰的控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。
金属铸造业
金属铸造技术在唐代有很大进步，扬州的江心镜是世所闻名的，唐朝以来一直是贡品。《朝野金载》载“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，铸铜为桂树，金花银叶，帝每骑马自照，人马并在镜中。”这是一种大衣镜，足见制作技术的精巧。近dai考古发掘出唐代铜镜不少，制作确实精致美观。1970年，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窖藏文物中，有270件金银器。经鉴定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精细，焊接技巧纯熟，焊口平直，焊缝不易发现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盘、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。螺纹清晰，起刀和落点显著，有的小金盒，螺纹的同心度很强，纹路细密，说明当时已使用简单车床，其动力仍是手摇足踩，但它是近代机床的雏型。这在我国机械工业史上是一个较重要的发现。
唐都长安的规模和布局
唐长安城沿用隋大兴城旧制，不断修建，更加宏伟壮丽。长安城布局特色：1．宫殿、衙署、坊、市分置，宫城居全城北部正中，为宫殿区；其南是皇城，为中央衙署所在地；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，是一般群众与官僚的住宅区和商业区。住宅区名坊，商业区名市，坊市分置。宫殿区居全城北部中央，显然带有皇帝“至高无上，南面称王”的意思，这可说是宇文恺当年设计长安格局时的中心思想。2．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。东半部设万年县，有东市；西半部设长安县，有西市，东半部54坊和西半部55坊绝大部分对称。因修兴庆宫、大明宫稍有变动。3．棋盘式的街道宽畅笔直。长安城内的街道均作南北、东西向排列，相互垂直，笔直端正，宽畅豁达。南北纵列的大街11条，东西横列的大街14条，由这些大街把外郭城切成109个长方形的坊和东西二市、二市各占两坊之地。白居易《登观音台望城》诗：“百千家似围棋局，十二街如种菜畦。”正反映了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。全城街道两旁都有排水沟，并栽种槐榆，大道笔直，绿树成荫，市容十分壮观。白居易给张籍的诗中所谓：“迢迢青槐街，相去八九坊”，就反映这一情况。宫城和皇城内，则多种梧桐柳树。4．封闭式的坊和集中的市。坊的结构是封闭式的，各坊都有围墙，住宅的门都在坊内。除皇城以南36坊只开东西两门，仅有东西大街外，其余各坊皆开东西南北四门，都有一条东西大街、一条南北大街构成的十字街。东西两市四面各开两门，各有两条东西街、两条南北街，构成“井”字形街道，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。每方的四面都临街，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，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，叫做行，东市有220行（有的说120行），西市“市内店铺亦如东市”。西市是长安城商业集中之地，也是长安城经济活动的中心。
人口百万，商业繁荣
长安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，《韩昌黎全集·论今年权停选举状》：“今京师之人，不啻（chi止）百万。”《韩昌黎全集·出门》：“长安百万家，出门无所之。”说长安有百万人口。《长安志》载：长安、万年二县共领户8万余。按一户五口推算，长安居民为40万，加上皇族、禁军、奴仆、僧、尼、道、冠（女道士）、少数民族、外国客人，长安人口可达百万。本目标题出自上述韩愈的诗，“百万家”应是虚指，形容长安人口众多。因为如果按一家四口计算，百万家当为4
00万口，与实际情况不符。
唐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，唐太宗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，赢得了民族融洽，迁居长安的少数民族数字十分可观。仅贞观时迁居长安的突厥族人就有1万家，突厥贵族被唐政府任命为将军、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达百余人。所以身着各式服装的边疆各族会聚长安，使长安成为国内各民族交往的中心。
长安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，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。《唐六典》记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，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。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（鸿胪寺、礼宾院）负责接待外宾，设置翻译人员，提供各种便利。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道东壁的礼宾图，生动地描绘了中外友好往来的场面。例如波斯（伊朗）曾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，波斯商人遍布长安、洛阳、广州、扬州等地。很多波斯人长期甚至世代留居中国长安等地。波斯人李元谅在唐朝官至尚书左仆射、镇国军节度使。波斯商人很多从事珠宝行业，大多住在西市，经营普通商业的也有，如长安两市有波斯邸、波斯酒店等。可见在长安居住的外国侨民也很多。
长安百万人口需要大量的商品供应，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外国商人云集京城，兴贩贸易，使长安东西两市商业兴隆繁盛。仅见于历史记载的，两市行业就有铁行、肉行、笔行、大衣行、鞦（qiu牛马后部的革带）辔（pei驾驭牲口的缰绳）行、药行、秤行、绢行、麸行、鱼店、酒肆、帛肆、衣肆、寄附铺（寄卖所）、波斯邸（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）等等。到唐后期，两市繁荣达到极盛。由于长安城规模大、人口多，大小工商业适应居民需要，在两市周围和城门附近各坊发展起来。如崇仁坊“一街辐辏（集聚），遂倾（超过）两市，昼夜喧呼，灯火不绝，京中诸坊，莫之与比。”（《长安志》卷八）说明中唐以后，长安城工商业的发展，在地区上突破了两市的范围，在时间上突破了夜禁的限制。
长安城规模宏伟，布局严整，在封建时代是少见的都市设计，在国内国外影响很大，日本的平安京（西京）就是仿照长安建设的。